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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纹样艺术创新研究 ——以中国美院鱼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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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当代纹样的创新研究,探讨人与物、人与社会的协同连接以及时代取向和意义取向的整合性。在一片看似纷杂的现象之中,中国美院鱼拓工艺系列专利及其所衍生的文创产品,积极面对
当代纹样的创新研究,探讨人与物、人与社会的协同连接以及时代取向和意义取向的整合性。在一片看似纷杂的现象之中,中国美院鱼拓工艺系列专利及其所衍生的文创产品,积极面对时代的诉求,通过纹样的串引将不同的鱼造型应用在各式各样的生活场景中,用不同角度呈现高速转换中文化基因的当代协同创新。
一、纹与文
法国哲学家吉勒·利波维茨基曾经在其著作《空虚时代》中,以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细节论述他对空虚、冷漠等诸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,其探讨的核心在于文化的变迁。传统纹样的当代转型,一定程度上也是围绕文化变迁而展开的。文化的视角,往往能够为时代的发展提供新的洞察。纹样,泛指艺术装饰中的造型图式。
在我国,有着悠久的历史,常常被赋予各式各样的传说、寓意,呈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观念。纹样与文化,正如银币的两面,缺一不可,相得益彰。《易传·系辞》记载: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”。①早在远古时代,人们就认为“图与文”是圣人判断世间征兆的依据。古人也据此推断,图、书对举并重,推动着社会前进发展。传统纹样以独特的造型语言,构建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“河图洛书”,让人们得以了解不同于文字记载的激昂且壮阔的造型世界。正如学者邢义田在《画为心声:画像石、画像砖与壁画》中所坦言的:“我深深相信‘画为心声’就如同‘文如心声’。”②同样,“纹也如心声”。
继岩画、陶符、青铜纹样之后,纹样是我国又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,内容包括当时人们的生产、生活,也涉及社会观念与文化思想。它以图式语言相对完整地保留了生活的日常,描绘社会景象,是难以再造的历史遗存,也是传统社会创造美与品鉴美能力的折射。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人们对造型的理解与表达,一如现实生活中的镜子。以鱼纹为例,它是纹样大观园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造型。从古到今,人们喜欢以鱼纹为饰,生活场景、历史故事、神话传说等范畴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鱼纹样,既有与其他装饰构成组合,也有单独成纹。沈从文先生在《鱼的艺术——鱼的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》一文的开头就这样写道:“中国海岸线长,江河湖泊多,鱼类品种格外丰富。因此人民采用鱼形作艺术装饰图案,历史也相当悠久。”③从文先生言简意赅,在“地理”与“人文”的领域中描述了鱼纹样的历史意义。的确,历史悠久的鱼纹样对于人们而言,不仅仅存在于可见的物质形态之中,更存在于精神世界中那些虽不可见,但大家都笃定相信的,可感、可知,同时也更加强大的观念层面。《周髀算经》提出:“方属地,圆属天,天圆地方”。④立于苍穹之下,古人认为“天”是主宰一切、至高无上的“上苍”。“圆属天”是当时人们对天的直接感知,传达一种轮回运行的流动意象。古时的人们,将情感寄托于上天,这既是局限于当时生产力的不发达,杂糅在自身的渺小与无助中,同时也是想象力驰骋所至。将大自然供奉为天,古人认为在“天”的庇佑之下人类将得以生存和延续,人间的一切美好都依赖“天”的恩赐。而喜怒无常的天也往往让人类深受其苦,难以抗击的各种灾害时时都有摧毁家园和生命的可能。在这些重复交织的文化情感驱动之下,古人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。万物神格化,鱼纹样也就被赋予了神秘力量,成为可以被膜拜的图像造型。海有海神、河有河伯,作为精灵,鱼纹样无疑是水域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造型语言。例如,山东武梁祠屋顶后坡东段画像石中的“海灵出征图”(图1),画面宏大,不但有三鱼驾车;还有持刀的人鱼以及浩浩荡荡的骑鱼队伍和大大小小的游鱼,蔚为壮观。鱼纹,拥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,承载着人们希冀庇佑的心愿,让身处其中的人们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图1 郑岩:《看见美好:文物与人物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7年,第186页
文化与纹样,两面一体,以神话、故事、宗教、信仰的方式呈现多元的意象,再而蔓延开去,升华为社会的共识。19世纪中期,文化人类学提出了文化的定义,认为文化是一群人通过习得,对其所作所为和每件事物的意义共有的认识。习,指长期重复地做,以养成习惯。这也意味着文化是一个多要素、长期关联的整合体;这种整合,需要强大的共识与凝聚力。其中,图像符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它们以造型的方式传递着文化的积淀。以“人面鱼纹”为例,1955年我国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了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:人面鱼纹彩陶盆(图2)。盆中的纹样非常独特,饰以人面,人面的两边又分别挂有鱼造型,附于人的耳朵。有学者考证,这表现的应该是《山海经》中“巫师珥两蛇”⑤的说法,意为巫师恭请鱼神附体,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。今天,我们距离原始的氏族社会已经远隔千万年,本应该很难读懂遥远祖先绘制的陶纹含义,但“纹与文”作为一个整合体系,我们依然可以借助文化的积淀,通过其他的关联要素进行推导,获取信息连接。也只有当我们把文化理解成一个互相影响、互相转换的体系,才可能揭示纹样背后的造型意义与其中的内在联系。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的:“典章文物,内学外艺……悉呈一种欢乐雍容情文并茂之观,斯为文化。”⑥
文章来源:《当代医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ddyxzzs.cn/qikandaodu/2021/0210/66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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